四川宜宾矿难幸存者背后的“矿工家族”:40年前大哥死于同一煤矿

自己的所获却是以大哥的离去为代价,时隔40年,那场悲剧仍是李正富不堪回首的往事。作为一名老矿工,李正富经历大大小小的事故不计其数,但如此迫近的死亡威胁,还是第一次遭遇。李正富说,在矿井干久了,也积累了不少自救经验,相信灾难不会轻易找上自己,他甚至建议儿子为自己“接班”。但这次有惊无险彻底改变了他。

53岁的李正富从未想过,自己差点重复与大哥一样的命运。

12月14日下午,宜宾杉木树煤矿发生透水事故,4人遇难,14名矿工被困井下,李正富是其中之一。

88个小时后,除一名被困矿工遇难外,其余13人全部平安获救。88个小时暗无天日的等待,他们经历了什么?

12月19日,救援人员撤离后,杉木树矿井外恢复平静,铁门紧闭

作为有着30多年煤矿经验的老工人,李正富也属于杉木树煤矿的“矿二代”。与许多这里的“矿工家族”一样,在其身后长达数十年的岁月里,几代人命运与杉木树煤矿牢牢拴在一起。

那曾是一份令人歆羡的工作,有着体面的收入和稳妥的未来,但如影随形的矿难,又像时时悬在头顶的利剑,可能在他们毫无准备的某天落下。

李正富和工友们的获救被称为“奇迹”,但这样的幸运并非常态,更多的矿难发生在信息不畅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除了至亲,无人记得那些殒命的年轻人。

“我想到了大哥,他在40年前经历了什么?”在被困井下的88个小时里,李正富的脑海不时闪现这位早逝的亲人。

40年前大哥死于矿难

12月14日,对于李正富一家来说原本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日子。早上4点半出门上工,按照原计划,下午六点半左右他已经到家与家人吃上晚饭。

这天傍晚,妻子江玉红做了红烧肉和土豆丝,但直到晚上七点,仍未见到丈夫的身影,拨打他的手机始终无人接听。七点半左右,矿区工作人员打来电话,“矿上出事了!”江玉红和儿子李峰(化名)赶忙跑到矿区,只见矿区外围已经拉起了警戒线。

12月16日,封锁状态的杉木树,往前走再向左转个弯就是矿井

其他失联矿工的家属也陆续赶到,他们被限制在警戒线外,接着政府安排的工作人员,将他们带到县城的宾馆,专人陪同。遥遥无期的等待和煎熬,才刚刚开始。

“矿工家族”在杉木树煤矿十分常见,矿工家属区紧紧依附在矿区周围,几乎每一个珙县人都认识一个“矿上的人”,此次事故中最先走出来的刘贵华就是第四代矿工。

许多矿工的妻子都是家庭主妇,赚钱养家的重任压在了男人们身上,他们日复一日摆渡在深井和家属区之间,过着“脑袋别在裤腰带上”的生活。

李正富和妻子也住在煤矿家属区,唯一的儿子从小在矿区长大。与许多“矿工家族”一样,这个家庭两代人数十年的命运,与杉木树煤矿纠缠在一起。

李正富的父亲也是杉木树煤矿的一名工人,不过他没有下井下作业,而是在矿区食堂和运输队工作,一直干到60岁平安退休。

那是属于“工人老大哥”的时代,彼时杉木树煤矿已改制为国有,不管在井下还是井上工作,工人身份都是荣耀的勋章。不仅如此,在那个特殊的年代,许多国有企业实行“接班制”,即一个家庭中,子女可以在父辈退休后接替其工作,这给了一个家庭极大的安全感。

崭新的口号后是杉木树煤矿有几十年历史的厂房

杉木树煤矿也不例外。因为父亲的缘故,李正富的大哥顺利成为一名杉木树煤矿工人。不过,大哥没有父亲的幸运,他只能被安排在井下,成了一名掘进工人。这为更大的悲剧埋下了伏笔。

1979年,大哥到杉木树煤矿工作才两年,一场瓦斯爆炸夺走了他的生命。这位不幸的年轻人才20岁,刚刚交了一个女朋友,尚未结婚。

大哥出事时,李正富才十二三岁,还是个懵懵懂懂的孩子,几年后的1984年,17岁的李正富接替大哥的名额,走上大哥曾经的岗位,成了杉木树煤矿的一名电工,一干就是30多年。

1980年代改革开放伊始,社会上还没有太多可供打工的机会,进入国有煤矿仍是不错的选择。李正富辛苦一个月能拿到八九十块钱,这在当时无异于一笔巨款。毕竟,那时一名初中生一学期的学费才两元钱,一袋食盐一毛五,一盒火柴两分钱。

然而,自己的所获却是以大哥的离去为代价,时隔40年,那场悲剧仍是李正富不堪回首的往事。

作为一名老矿工,李正富经历大大小小的事故不计其数,但如此迫近的死亡威胁,还是第一次遭遇。李正富说,在矿井干久了,也积累了不少自救经验,相信灾难不会轻易找上自己,他甚至建议儿子为自己“接班”。

但这次有惊无险彻底改变了他。

“出去是一辈子的兄弟”

透水事故发生在下午三点半左右,再过不久李正富就要交班结束一整天的工作。

就在他向井口走去的途中,“轰”的一声巨响传来,“像是放炮一样”,他还来不及反应,铺天盖地的水汹涌地漫进来,冲上巷道的斜坡,封锁了整个出口。

三十多年的井下经验让李正富迅速做出逃生判断:向高处撤退!他与其他工友一起被困在一条高、宽均3米的断头巷道中。井下电话信号被切断,这个位于地下300多米,距离井口10多公里的巷道成了一座孤岛。

水位还在不断上涨,他们能做的只有等待。漆黑的环境中,工友们围坐在一起“摆龙门阵”,互相打气安慰,一开始情绪还算稳定。

但当水位还差一米就要逼近他们避难的位置时,慌乱和恐惧仍然无法避免。36岁的王星彬是被困矿工中最年轻的一个,想到家人他的情绪陷入崩溃,“我家里还有3个孩子,我不想死啊!”

刘贵华和易光明安慰王星彬,“救援一定会来的,我们一定会一起出去。”年纪最大的“老大哥”刘贵华提议,“等我们一起出去后就建个微信群,也是一辈子生死兄弟了。”

坐在一旁的李正富想到了大哥。40年前的那场悲剧,大哥是什么感受呢?李正富被各种情绪攥住了,他无法控制绝望情绪,“如果还是遇到他那个事,也没有办法”,但他也坚信现在已非40年前,“现在的救援设备好多了,肯定能把我们救出去”。

实际上,李正富的乐观有一定理由。中国煤矿安全监管形势近年来已得到明显好转。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孙华山曾在2019年9月指出,煤矿事故死亡人数,由最多时一年死亡近8000人,降到去年的333人,下降了95.2%。中煤协新闻发言人张宏在会上表示,截至10月底,2019年全国煤矿事故死亡260多人,较2018年下降21.92%,目前百万吨死亡率0.09%,接近发达国家的标准。几十年来,矿工在井下的环境有了更显著的保障。

李正富与家人

求生是当务之急。在井下,他们甚至试过用嘴衔一根管子,自制潜水装备希望游过去,这个试验没能成功。李正富担心水淹没的距离过长,万一里碰到障碍物就更游不过去了。

一位瓦检员随身带着纸笔,他写下一张“没有上水”的纸条,通过PVC塑料管塞进管道里求救,另一人则负责敲击钢管,13下代表13人活着,他们敲了无数遍。

受困人员通过塑料管送出的纸条

没有日出日落,也没有手表指示时间,他们不知道自己在矿下度过了多少个日夜。

饥饿也是难熬的一关。被困时,唯一的食物是一位工人剩下的少许盒饭,很快被分食一空。后来,他们只能用小刀将皮带切成拇指大小果腹,皮带吃完后,有人抓起煤往嘴里塞。

易光明很清楚,矿下的水没有盐分,无法维持身体需要,他让所有矿工用杯子接下各自的尿液吞服,“没办法,当时的唯一目标就是活着等到救援队。”

“要过个大团年”

当被困矿工在300米深的井下艰难求生时,另一端的家属们也被拖入一场痛苦的盼望中。

当天晚上,李正富的妻子儿子在矿区的食堂守到第二天凌晨2点。次日早上八点左右,政府工作人员通知家属前去登记,他们被安置在了宾馆里,除了等待几乎无事可做。

矿区的食堂距离矿井门口仅一两百米,见证了不少家属的望眼欲穿

儿子李峰说,出事第一天,他情绪十分不好,他把朋友圈状态改成了“最近不要找我”。事故发生第二天,他看到救援队拖来物资,以为凶多吉少。直到看消息说水位下降,忧虑才稍微平复。

而远在老家的奶奶仿佛也有心灵感应一般。李正富被困后,家人没有告诉老人这件事,但据家里的亲戚称,老人当天在家里反常地“烧高香”。

等待的3天4夜里,李峰无时无刻没有想到父亲。“人老实,肯干活。几乎所有见过我老汉儿的人都是这么评价的。”李峰说,或许是清楚这份工作的危险性,父亲从不向家人说起井下的工作。

父亲曾建议李峰到矿区上班,但这位1990年出生的年轻人觉得“兴趣不大”,从未踏足矿井半步。

临近退休年纪,李正富选择“内养”(即提前休息,到退休年龄再办理退休手续),又与一家劳务公司签订合同,成为一名掘进工人。相比此前正式工待遇,现在的收入更高,“到手五六千元有的”。

虽然在井下的工资比其他工作高出不少,但矿难一直也是矿区人心里的敏感词,矿工和家属维持着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,一方从不主动提及危险,另一方从不过多询问。“只盼他平平安安地进去,平平安安地出来。”妻子江玉红说。

12月18日凌晨1时,钢管敲击声被内江应急救援支队队长邓斌听到,他立刻指挥停下排水,架设管道,并安排救援队和医疗队人员进入救援。

12月18日,幸存者被救援队抬出井外

李正富是第三位被救出的矿工,矿上救援队的工友大多数都脸熟,但不一定能叫出名字,为此,他特意询问了抬他出去工友的姓名叫“刘飞(音)”。

“我这次真的是死里逃生。”这是江玉红听见丈夫说的第一句话。

父亲获救后,李峰不断接到问候电话,他逐一回复并报平安。除了身体极度虚弱和视力暂时受损,李正富的身体并无大碍,再休养一段时间即可出院。

李峰说,待父亲出院后,家里将为他摆一桌酒席,庆祝父亲大难不死。今年过年,他们还计划把兄弟姐妹都叫回老家,一大家人一起过个大团年。

此次涉险彻底改变了李正富的让儿子“接班”的想法,甚至他自己也计划康复后就办理退休。“心虚了,不怕是假的。”他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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